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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史学通史精神别具民族特色(二)

时间:2020-07-31 16:18:53  来源:方志内蒙古微信公众号  作者:

通古今之变

司马迁《史记》以纪传体方式通记远古至西汉的历史,以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著述宗旨,创立了通史的典范。这里的“通古今之变”蕴涵着三层意涵。

一是在时历古今的体例层面,贯通古今。《史记》的叙述从传说中的黄帝,一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“以中国一统,明天子在上,兼文武,席卷四海,内辑亿万之众”,对华夏民族300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整体考察。

二是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,考之行事,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,通过编纂史料、考证史事,以及前后相联系的历史事件,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变,探讨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。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论述周朝兴起至秦亡的历史:“桀、纣失其道而汤、武作,周失其道而《春秋》作。秦失其政,而陈涉发迹,诸侯作难,风起云蒸,卒亡秦族。天下之端,自涉发难。”论述了因政失其道带来汤武革、《春秋》创编、陈涉起义、嬴秦灭亡等历史形势变迁。

三是“原始察终,见盛观衰”,以“承弊通变”。亦即追溯帝王兴起事迹的本源,考察它的终结,总结历史的经验,以改革时弊。本着这样的撰述意识,司马迁在繁荣的汉武帝时代,看到“物盛而衰,固其变也”的现实,写出了富豪兼并,宗室公卿奢侈无度带来的社会危机。这一精神具有很强的当下意识和借鉴意识,也就是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所说的“述往事,思来者”“居今之世,志古之道,所以自镜也”。

司马迁“通古今之变”的撰史旨趣,在思想层面上基本确立了中国史学的通史传统,为历代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。杜佑《通典》将这一思想发展为“酌古通今”,即“酌古之要,通今之宜,既弊而思变,乃泽流无竭”。司马光修《资治通鉴》,意在“监前世之兴衰,考当今之得失”,也是这一精神的延续。“通古今之变”可称是中国通史精神的实质,施丁先生因此明确指出:“不通古今之变,则无以言通史!”

 

转载自”中国学派“微信公众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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